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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另一方面，促进型立法应遵循市场规律，保证市场主体的合理利益期待。
其次，在刑法上，与行政拘留、罚款具有类似功能和性质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罚金等限制行为人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的措施都属于刑事处罚，而非保安处分。(26)王贵松指出，无责任即无制裁，这是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多数做法，德国和奥地利虽然在主观状态的要求上存在差别——德国明确要求以故意为原则，奥地利则采取过失原则——但是两国均采取责任主义。
(27)参见前引②，王贵松文。而一般的不利益处分并不必然包含对行为人的非难，它们虽然限制了行为人的财产、资格甚至人身自由，但未必是对行为人过去所做违法行为的谴责，其目的可能着眼于未来，通过限制行为人的自由以消除危险、防止再犯。(31)而保安处分并非是对行为人犯罪行为科处的处罚，它以行为人将来再次实施犯罪的危险性为基础，其目的在于消除危险、防止再犯。(60)最后，比较法上的经验具有辅助性的参考意义。处罚的本质在于制裁性，一方面，处罚是对当事人增添额外负担的行为，是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剥夺，(42)本质在于减损当事人合法权益或者增加新的义务。
我国的行政处罚制度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行政处罚制度并不完全相同，不能直接用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规定来指导我国的法制建设。概而言之，无责任即无处罚是合理的，但是并非所有不利益处分都是处罚，即便是《行政处罚法》第9条明文列举的处罚种类也未必都属于实质意义上的处罚，因而主观归责模式无需适用于所有的处罚种类。同样，德国、奥地利、日本等国家的行政处罚立法也没有将这些行为措施列为行政处罚。
(26)参见前引②，方军文。前文已述，德国《违反秩序法》只规定了罚款这一种处罚种类，奥地利《行政罚法》的处罚种类稍多，规定了罚款、自由罚和没收三种处罚种类。三、处罚种类多元化视角下主观归责模式合理性的反思之所以从处罚种类多元化视角对主观归责模式的合理性进行反思，是因为我国行政处罚制度最大的特点之一是行政处罚的种类十分丰富。当然，《违反秩序法》还规定了物的没收、收益没收等其他不利益处分，但是它们并非处罚种类，而是附随法律后果。
国家应当通过制度和程序来维护公民的人格尊严，国家在设定和实施制裁时，应当考虑行为人自身的状况，不能要求人民为不可能之事(16)。一方面，行政处罚主观归责模式应当适用于真正的行政处罚。
(36)责令停业、撤销许可、吊销执照等行为同样不是行政处罚措施，不受《违反秩序法》的规制，而是接受行政程序法等一般性行政法律法规的调整与规范。换言之，行政法上的名誉罚、资格罚、行为罚在刑法中并非不存在，只是刑法将其排除在刑罚措施之外，规定为保安处分，而在行政法上，立法者(乃至不少学者)倾向于将其归类为行政处罚。增加额外负担和非难正是制裁性的表现，也是区分真正的行政处罚和非真正的行政处罚的关键所在。①《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自制定之初就对责任能力问题进行了规定，但是对主观过错问题却不置可否。
(39)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也有处罚种类多元化的例子。不少主观归责论者在证立主观归责模式的合理性时参照刑法上的责任主义规定，但需要注意的是，相比于刑事处罚种类，我国行政处罚的种类更加丰富。行政法学者受到刑法理论的启发，主张行政处罚也应当适用主观归责模式。四、行政处罚主观归责模式的调整与完善通过上文分析可知，行政处罚主观归责模式的问题症结在于主观归责模式并不适合所有行政处罚种类。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2条规定，行政处罚是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减损权益或者增加义务的方式予以惩戒的行为。一方面，《行政处罚法》第9条不仅规定了名誉罚、财产罚、资格罚、行为罚和人身罚五类处罚，还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这一兜底条款，为行政处罚种类的继续扩张留下机会。
(20)主观归责论者认为确立过错条款有利于实现行政处罚的目的，只有实行责任主义，才能实现行政处罚的立法目的，维护人的意志自由(21)。(31)而保安处分并非是对行为人犯罪行为科处的处罚，它以行为人将来再次实施犯罪的危险性为基础，其目的在于消除危险、防止再犯。
而一般的不利益处分并不必然包含对行为人的非难，它们虽然限制了行为人的财产、资格甚至人身自由，但未必是对行为人过去所做违法行为的谴责，其目的可能着眼于未来，通过限制行为人的自由以消除危险、防止再犯。同时，为了防止后者被滥用，可以规定当行为人没有主观过错时，可以从轻或者减轻适用非真正的行政处罚。(53)参见陈国栋：《〈行政处罚法〉中限制从业罚的解释与适用》，载《南大法学》2021年第4期。以没收为例，我国《刑法》对没收的性质进行类型化区分，并未将其一概规定为刑罚，第34条将没收犯罪分子的全部个人财产规定为刑罚，在此之外第64条规定应当没收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二者同为国家公权力科处的法律制裁，在制度渊源、法理基础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刑法的规定可以为行政处罚提供一定的参考。因此，关于行政处罚归责模式的分析不能就事论事，不应仅仅将分析视角锁定在主观归责、客观归责孰优孰劣的问题上，更要从行政处罚制度的整体出发，立足于我国行政处罚的实定法制度进行思考。
(55)《食品安全法》第136条规定：食品经营者履行了本法规定的进货查验等义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采购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能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免予处罚，但应当依法没收其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比较法上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主观归责模式应当以小处罚模式为前提。
正是由于处罚具有制裁性，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才需要主观过错的存在，因为对没有过错的行为人科处额外负担并进行道德非难和谴责是荒谬的。而《大清违警律》和民国时代《违警罚法》在处罚种类上已经表现出多元化特征。
王贵松：《论行政处罚的责任主义》，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6期。首先，对于非真正的行政处罚来说，适用主观归责的必要性并不充分，因为非真正的行政处罚并不必然具有制裁性，刑法上和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行政处罚立法中也往往不将其作为处罚来对待。
刑罚是对犯罪行为科处的制裁，以行为人已经实施的犯罪行为为基础，具有报应的性质。这样的做法无疑会放任违法，影响行政效率，致使公益受损。(49)参见熊樟林：《立法上如何安排行政没收？》，载《政法论坛》2022年第4期。对于真正的行政处罚来说，主观归责模式的适用是正当且必要的。
方军：《论构成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主观要件》，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5期。(23)还有学者指出，如果存在主观过错而缺乏责任能力的违法行为不应受行政处罚的话，对无主观过错的客观违法反而科处行政处罚，不仅有悖立法本意，而且难以实现对公众的教化和引导功能。
对于具有多目的性的行政处罚措施来说，主观归责模式反而可能不利于其适用，阻碍行政目的的实现。(27)金成波也指出，考察违法者主观状态是国际通行且成熟的做法，除德国和奥地利等国之外，受德国法影响深重的希腊、荷兰、葡萄牙、瑞典、西班牙等国均采用主观归责模式。
一般意义上，行政处罚的目的在于报应和预防，但是在我国行政处罚中，一些处罚措施在报应与预防之外同时具有其他目的，报应和预防甚至不是它们的主要目的，适用主观归责模式反而不利于其目的的实现。2.主观归责模式可能不利于行政处罚目的的实现主观归责论者认为确立主观归责模式有助于行政处罚目的的实现，但是基于处罚种类多元化视角来看，事实未必如此。
1942年制定的《陕甘宁边区违警罚暂行条例》是各个革命根据地中制定最早、最具代表性的违警罚规范，它在结构和内容上都深受当时1928年《违警罚法》的影响。综上，真正的行政处罚应当坚持主观归责模式，但是非真正的行政处罚不宜适用主观归责模式，而应采用客观归责模式，即只要有违法行为的存在，行政机关便可以采取行政措施。其次，判断真正的行政处罚和非真正的行政处罚还可以借助刑法上的标准。(12)参见前引⑩，马怀德文。
其次，在刑法上，与行政拘留、罚款具有类似功能和性质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罚金等限制行为人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的措施都属于刑事处罚，而非保安处分。程琥：《论行政处罚过错推定的司法审查》，载《行政法学研究》2022年第3期。
(33)很显然，《行政处罚法》同样认为在行政处罚之外还存在其他类型的行政不利益处分，它实际上采用了行政处罚+行政命令的二元主义模式。(19)(二)实现行政处罚的目的学界有力观点认为：行政处罚的目的有两种，即报应论和预防论，其中报应论为主要目的，预防论居于次要目的加以补充。
正如主观归责论者所述，正义并不必然要为行政管理的效率需求让路，行政违法的判定同样需要遵循最为基本的正义理念。《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75条规定：药品经营企业、医疗机构未违反《药品管理法》和本条例的有关规定，并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所销售或者使用的药品是假药、劣药的，应当没收其销售或者使用的假药、劣药和违法所得。
